来源：新京报
12月19日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周围，涌动着一抹流动的“红”。上百名被拐孩子的父母，举着红色寻亲牌，或踱步、或驻足。夏学平，便是其中一员，她身着一件印有儿子李正宽幼年照片的白色T恤，手举寻亲牌，牌上用黄、白、黑三种颜色的字体记录了李正宽的个人情况和失踪信息。
这天上午，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。在这片全国瞩目的庭审现场外，寻亲父母们汇聚于此。他们不仅关注余华英案的结果，更有另一个重要的目的——在媒体记者的新闻直播间举牌，期盼自己的寻亲信息被传播得更广更远。
夏学平并不认识在场的其他寻亲者，但相同的经历使得大家总有话可讲。父母们眼眶湿湿的，斥责人贩子罪行，互诉对孩子的牵挂。夏学平心痛又心酸，“我们聊自家孩子丢了多少年，为什么别人能找回来，我们运气那么差，还没有找到。”
夏学平夫妻俩都是安顺人，在贵阳市南明区甲秀新村经营着一间杂货店。1998年7月31日上午10点左右，4岁的儿子李正宽在店门口丢失。孩子失踪后，她走街串巷地发传单、贴寻人启事，带着材料参加贵州省内外的寻亲会和认亲会。最近两三年，她从别的寻亲者那里学到可以在直播间举牌寻亲的法子。
在法院外围，一些前来报道的媒体记者将话筒和摄像头对准了举牌寻亲者，一位一位地访问。夏学平不识字，她不知道来的都是哪些媒体，也不懂何为新闻直播间，但她可以确定的是，记者的镜头能让别人看到自己，“我就想上（镜头）那儿去散发信息，早一点儿找到丢失26年的儿子。”
另一位举牌寻亲的母亲肖英妹，是前一晚从老家毕节市织金县赶到贵阳的。19日早晨5点多，她便和姐姐坐地铁出发了，7点3分，法院外湿冷的空气逼得她直打颤。肖英妹的寻亲牌上写着“寻儿王涛龙26年”，这是她第一次到法院外的新闻直播间举牌寻亲。受限于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，她的寻子脚步没有踏出过贵州，但贵州各地的寻亲会，她去过不下十次，跟着当地寻亲志愿者团队，辗转遵义、兴义、凯里……
夏学平徘徊了6个小时，她安安静静地举着牌子，有时盯着说话的记者和受访者，有时呆呆地望望别处。下午2点多，随着人群渐渐分散和离开，夏学平发现了一位正在独自直播的男记者，她走到那位男记者身后，获得了十来分钟的“独家曝光”机会。
26年的寻子路，夏学平夫妻俩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。每当看到别家寻亲成功，夏学平都会选择独自在家的夜晚，大哭一场。如今，夏学平说她已经不能生气了，否则身体会不舒服。她表示，会一直怀着找到李正宽的希望，到新闻直播间举牌寻亲，期待李正宽看到的那一天。“他回不回来都没关系，回来肯定最好，不回来也不勉强，有困难我们就帮助一点儿，活得好我们也放心一些，我们只要知道他还在，就可以了。”
在和新京报记者的交谈中，肖英妹有时候会感叹“找不到了”，而后又坚定地说，“还会继续找下去。”她多次表达，寻找儿子不是为了给自己养老送终，“晓得他还活着就知足了。”
新京报记者 罗艳
编辑 陈晓舒
校对 刘军
